為此匈奴民歌唱道：“田于何所？河南之土。衣食大漠，億萬之口。”昭君出塞和親，所見河套一帶“邊城晏閉，牛馬遍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

　　東漢中后期，隨著漢庭國勢衰落，戰亂導致河套居民大量內遷，農事漸休，田畝荒蕪。

　　北魏至隋唐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時期，其中北魏推行與民休息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從山東各州郡遷徙大量人口到五原（包括河套在內的陰山以南、包頭以西和今達拉特、準格爾旗等地）一帶實行屯田。

　　這些地區干旱少雨，所以屯田必然要求建設引黃灌溉水利工程。

　　北魏太和十二年（488），魏孝文帝“詔六鎮、云中、河西及關內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十三年又“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各通灌溉，遣匠者所在指授”。六鎮是北魏在北部沿邊地區設置的六個軍事要塞，河套歸沃野鎮管轄，據此可知當時河套就已經修了不少渠道。

　　比如早期三湖河，便被作為干渠來引水灌溉。《水經注》還記載了河套西部的“枝渠東出”，專家考證今磴口縣協成鄉和杭錦后旗頭道橋鎮可能就是枝渠的灌區。

　　北魏在各地設“都水使者”一職，還多次頒發詔書督促各地官員興修農田水利，并派專門人員具體指導，足見重視程度。北魏后期，政權式微，河套在西北屯田呈全面廢弛之勢中逐漸衰敗。

　　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楊堅打擊突厥侵擾，河套地區得以安寧，“人民羊馬，遍滿山谷”，但好景不長，隋煬帝即位，天下大亂，河套復燃戰火，社會經濟發展停滯。

　　唐朝建立后，唐太宗于貞觀四年（630）擊降東突厥，在東起幽州、西至靈州的廣大地區安置10萬投降的民眾。由此，河套盡入唐朝版圖，地屬全國十道之一的關內道豐州。

　　唐朝十分重視邊疆地區的經濟開發和文化交流，推行屯田，設立“互市”，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融合，河套地區因此繁榮，尤其農業較為發達，每年收獲的糧食可高達40余萬斛。

　　唐朝還十分重視水利建設，在關內修建多項大型水利工程，史載河套地區開挖的灌溉渠道至少有三條：“有陵陽渠，建中三年（782）浚之以溉田，置屯，尋棄之。有咸應、永清二渠，貞元中，刺史李景略開。”這三條渠道地點在今五原縣境內，其溉田數百頃（1頃為100畝，100畝約為6.7萬平方米）至4800頃之多，“歲收谷40余萬斛”，邊防永賴，士馬飽騰。

　　唐朝水利機構的設置趨于完備，在中央設有水利專管機構都水監，下設都水使者，掌管河渠修理和灌測事宜，有效地推動了水利建設和水利管理。唐朝還制定了《水部式》，嚴格規定了渠、堤、陂、池、塘等水利興筑和使用方法與注意事項。《水部式》是我國歷史上正式頒布的第一部國家水利法規，被用以規范水利建設、水資源配置，指導區域性大型水利工程管理等。

　　唐朝中期以后，經歷“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危機日益加重，全國農田水利建設逐漸荒廢，河套地區亦受大形勢影響，發展步入低谷。

　　此后五代、夏、遼、宋、金、元時期，河套地區由幾個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權所統治，歷經戰亂，渠系荒廢，遂作牧場，成為一片游牧之地。農業、水利的興和衰，與國家的治和亂緊密相連，于河套地區可見一斑。

　　明清至民國

　　明朝初期對河套的開發較為重視。《明史·食貨志》《明太祖本紀》等都有“招集流亡屯田”“籍民為軍”等記載。

　　明朝后期，北元俺答汗與明朝訂立通貢互市協議，促進了民族間的經濟文化往來。俺答汗不僅重視畜牧業，還注意發展農業，招募內地漢民在河套地區墾殖耕種。

　　據建于清朝末期的五原四大股廟碑文記載：“花馬池設有總兵，河套實隸陜西，俺答汗議和，河套世為百姓耕種。（明）世宗命總兵移鎮榆林，口外盡入蒙古矣。百姓春種秋回，謂之雁行。”山西、陜西等地農民以此“雁行人”的辦法，輪流耕種土地。

　　到了清朝，河套開發尤其水利的開發，迎來了質和量的飛越。

　　清朝初期和中期，為了恢復和發展經濟，清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在農業上鼓勵墾荒，提倡興修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