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前后，黃楊閘兩次在烏拉河渠口試建，由于黃河水位升降幅度較大，結果只挖了兩個大坑，勞民傷財，無所進展。群眾氣憤地說：“折騰了一年半，挖下兩個坑，一曰坑國坑，二叫害民坑，閘基成了沙口袋，渠首移位到耳朵。”黃楊閘經過4年時間的籌建，僅僅做了一些護閘基土方工程。

　　總體來說，民國時期河套灌區雖然擁有十大干渠，但由于缺乏統一規劃和整體布局，灌溉效率無法保證，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不能保證引水，無法排水，土地鹽堿化嚴重。水大成澇，水小則旱，豐枯全憑自然。

　　新中國成立后，河套灌區掀起了四次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高潮，興建黃河三盛公水利樞紐，開挖總干渠，疏通總排干，加快灌排配套，實施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河套水利實現了從無壩引水到有壩引水，從有灌無排到灌排配套，從粗放式灌溉到節水型灌區建設的三大歷史性跨越，形成了比較完善的七級灌排渠系。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歷代勞動人民的辛勤勞作，造就了河套地區農牧業交錯分布、并存互補的地域經濟和人文環境，也成就了這片土地文化多元、共融共生的特色。

　　在波瀾壯闊的民族發展史上，河套地區各族人民共同開發了生活的土地，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創造了燦爛的經濟文化。不同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進了了解，加強了依賴，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尤其河套地域廣大，高天厚地，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農耕文化、游牧文化、移民文化、水利文化、邊塞文化、兵團文化等相互交流碰撞，相互借鑒吸收，形成了海納百川、個性鮮明的河套文化。

　　早在戰國先秦時期，于河套地區繁衍生息的各少數民族，便已開始與中原地區建立了經濟、政治、通婚等關系。

　　戰國時期，趙武靈王經常與林胡、樓煩、東胡等游牧民族接觸，看到胡人在服飾、軍事方面的長處，便提出了著胡服、習騎射（胡服騎射）的主張，以胡人之長補中原之短。

　　秦漢時期，由于統治者在河套地區遷徙人口、駐兵屯田，漢人融合到匈奴的數量十分可觀，多次記載于《漢書》《后漢書》中。這里是匈奴與中原進行文化交流的窗口，體現于墓葬、樂器、語匯等多方面。

　　漢朝時，漢朝與匈奴政權首次簽訂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的盟約，在河套地區開創了漢匈兩族及各民族間和諧發展、友好睦鄰關系的歷史先河。

　　彼時河套地區出現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牛馬遍野，群羊塞道”的安寧局面。

　　游牧民族和中原互通有無，關市為雙方經濟往來的重要形式，河套地區則是實現這種交流的主要通道。

　　西漢自景帝時即“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

　　漢武帝時期，關市的開放、繁榮達到頂峰，《史記》記載：“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匈奴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匈奴對漢朝的東西十分感興趣，漢朝便不斷向匈奴人開放關市滿足需求。

　　除了關市，和親是另一個促進民族交融的方法。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漢和親識見高”，位于磴口縣的雞鹿塞，就是著名的“昭君出塞”之地。“二十五史”記載的和親聯姻篇目有216篇，和親出嫁的公主達200余人，這些和親公主有相當一部分嫁到河套或途經河套深入草原腹地。

　　在各民族間的交流中，漢族文化對匈奴的社會文化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匈奴向漢人學得統計人口和牲畜來計算征收賦稅的方法，又從漢地學來穿井、筑城和治樓等方法。與此同時，匈奴文化也影響了漢族并豐富了漢族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漢朝政府和民間養殖業的發展，是與匈奴馬匹的大量輸入及匈奴人幫助漢人提高養馬技術分不開的。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各族人民互相接觸、互相學習和互相促進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河套地區就是一個歷史性的民族融合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