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敕勒族移居河套興盛發展，到北魏由河套入主中原，再到大量移民到河套開發建設，不是入居套內的民族東渡，就是占據中原的民族西遷，河套地區見證了我國歷史上南北各方、各族人口大范圍流動、遷徙的高潮，遷徙的范圍之廣、卷入的民族和人口之多、動蕩的持續之久，皆為歷史罕見。

　　總之，在魏晉南北朝近400年的時間里，各民族頻繁遷徙，交錯占據、開發河套地區，使民族融合成為歷史潮流，顯示出河套地區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特色鮮明、影響重大的區域。

　　隋唐時期，河套地區各少數民族和漢族經過長期交往與交流，融合程度更為深入。史學家考證，此時活躍在河套地區的匈奴、氐羌、鐵弗、烏桓、鮮卑乃至高車（敕勒）柔然，已大部分融入漢族，有的相互融合，原先的一片羌胡世界，再無胡漢之分。

　　唐朝繼承漢朝做法，在河套地區開放互市，漢人交換到了馬匹，游牧民族獲得了絲綢、茶葉、陶器等生活必需品，提升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質量，雙方互惠互利。

　　通過邊市貿易、雜居通婚等方式，河套地區長期以來都是中國歷史上農業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最集中、交流最頻繁、融合最廣泛的地區之一，在中華文明史上極具典型性。

　　明清至民國時期，無數山西人、陜西人、河北人背井離鄉來到內蒙古，稱為“走西口”，而河套地區是這些移民的主要落腳點。

　　“走西口”又叫“走口外”，指長城以內的人們到長城以外地區謀生的社會活動。

　　所謂“口”原是指明隆慶以后在長城沿線開設的互市關口，后演變成為對蒙古貿易的關卡。山西商人習慣稱大同以東的張家口為東口，稱大同右玉縣殺虎口以西的各口為西口。

　　史料記載：“明末鼎革之際，籍隸山陜之官紳，起兵抗拒清軍。兵敗后無所為，則掣家至塞外避禍。荒山僻野，耕稼其中。或有招捕急而入蒙籍者。迄今綏人尤有能指其后裔者焉。”另外，大批無法生存的破產農民，也不畏險途，私越長城。這三部分人當為明清內蒙古地區的早期漢族移民。

　　清朝政權穩定后，隨著清朝綠營軍駐防內蒙古草原實行“開邊制”（招募漢人種植）開始，“走西口”活動又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逐漸興盛。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批準鄂爾多斯部的請求，在“河保營”開辟漢蒙交易，又“準漢民墾蒙古地，歲與租籽”，“走西口”蔚然成風，從山東、河北、山西、陜西到口外墾荒的漢族人多達幾十萬。

　　“走西口”的第二個高潮是在1900年庚子賠款之后，清王朝苦于財政枯竭，采取了由官方政府放墾蒙荒的辦法以增加財政收入，即“貽谷放墾”，這時又有諸多的口里人，涌向西口外。

　　這些“走西口”的移民，就近從不同的水旱關口出口，最終在內蒙古西部地區定居，而向來地廣人稀、土地肥沃、資源豐富的河套地區尤具吸引力，成為他們養家糊口的理想之地。

　　這些移民的到來，對河套地區的開發大有裨益。他們在此興修水利、開墾農田，其中的王同春、楊滿倉、楊米倉等杰出代表，所開挖的渠道奠定了河套灌區的雛形，至今還造福著河套人民。

　　重要的是，“走西口”這一移民活動，大大改變了河套地區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到清朝后期，這里除了蒙古族和少量的滿族人外，大多數都是“走西口”過去的漢族人。

　　“走西口”客觀上促進了內蒙古地區的發展，令民族融合空前高漲，對于中華文化的傳播、交融、發展等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利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

　　縱觀河套歷史，是一部偉大的開荒史、奮斗史、抗爭史和民族團結進步史。更進一步，河套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發展史。

　　第二章 “開渠大王”王同春

　　隨著烏蘭布和沙漠不斷東侵，清道光三十年（1850），流淌了幾千年的黃河北支——烏加河的河床被黃沙截斷，滾滾黃流順勢匯入南河，原來靠近鄂爾多斯高原的南支成了新干流，北支原干流成了一條首尾都被截斷的內流河。這次改道，黃河干流占據了河套南部高地，為地勢低的北部荒原提供了引水灌溉的條件。

　　但是此后多年里，少有人能借這一地利將黃河水直接用于河套墾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