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黃河來水量陡然增大時，洪水就會漫過渠堤，淹沒大塊良田沃土，形成洪澇災害；每當黃河來水量突然減少時，許多渠道又難以進水，造成大面積土地干旱歉收或絕收。當時有民諺：“天旱引水難，水大流漫灘。”

　　二是，很多渠口水位不夠高，引來水后，海拔高于渠口的耕地卻無法澆灌。同時，幾大干渠相互影響，致使下游渠道進水不易。上游渠道水多淹地，而各大干渠都沒有退水渠，用不完的水排入陰山腳下的灘地、洼地，淹沒了牧場、道路和部分農田，農牧業生產都深受其害。

　　三是，黃河沖淤淘凌嚴重，八大干渠的引水口常常淤積報廢，河套地區年年需要組織大批強壯勞力在開春時節去撈挖還處于冰凍狀態中的各渠道引水口。在此過程中，沒有任何挖掘機械設備，人們光腿站在漂著冰凌的河水中作業。土方量動輒數百萬立方米，許許多多的勞動人民因此患病致殘。每年撈挖渠口成為河套人民的巨大負擔。

　　1920年，河套干渠被軍閥楊以來強行征收管理。軍閥爪牙既無水利常識，又唯利是圖，不管民生疾苦，不顧整理渠道，使各渠道淤塞失灌，河套之田日漸荒蕪。

　　開挖了八大干渠的治水天才王同春，一生都想實現“一首制”的藍圖，卻終未成功，抱憾而終。

　　1932年，畢業于北方交通大學（今北京交通大學）的王文景受聘于閻錫山屯墾隊，成為河套水利建設的一名技師。

　　科班出身的王文景眼光獨到，甫到河套灌區，就敏銳地發現多個口子從黃河直接引水的弊端：沒有引水閘，極容易因引水失控造成災害，但若要建造堅固的引水閘，又會因黃河河道擺動不定而造成投資的極大浪費。這個難題困擾了王文景很久。直到一天，他看到當地群眾就地取材用土生土長的紅柳、河柳、枳芨、哈木兒以及麥柴這些做成“疊埽棒”來打壩，于是靈機一動，決定用這個土辦法來做草閘，既堅固又省錢。

　　當年，第一座草閘在永濟渠二喜渡口處建了起來。草閘強大的控制水量和分水調水的功能解決了河套灌區一大難題，在當時受到農民的極大歡迎。

　　抗日戰爭時期，傅作義受命駐守河套。1940年2月，日軍從安北、五原、臨河一直打到陜壩，而傅作義節節后退，等待反攻時機。3月20日，黃河解凍，各大干渠水流滔滔，傅作義決堤放水，河套大地一片汪洋，日軍寸步難行，傅作義取得了著名的“五原大捷”。戰斗雖然勝利了，但河套灌區和河套的農民作出了巨大犧牲。傅作義決心重建河套灌區的水利設施，以報答這里的父老鄉親。

　　1941年，傅作義委王文景以重任，要求他整頓和恢復河套灌區的農田水利設施。王文景十分振奮，組建了綏西水利局，又組建了河套六縣水利局和黃濟、永濟兩大干渠管理局，開挖復興渠、修建黃楊接口、整修烏拉河、整修楊家河……河套灌區的水利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在河套灌區多年治水的過程中，王文景深切地體會到多個口子直接從黃河引水不僅給百姓帶來災難，還嚴重制約著河套地區農業的發展。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回到歸綏（今呼和浩特）任綏遠省水利局局長的王文景經過認真思索，制定了《綏遠省后套灌區初步整理工程計劃概要》，大膽地提出了“一首制”的想法。

　　王文景認為，河套灌區的諸多問題，非“一首制”不能解決。他提出，在磴口縣二十里柳子處修建“一首制”攔河壩，有控制地引水，再開挖一條總干渠，將舊有干渠全部改接于總干渠上，同時將后套及三湖河灌區合并整理，統一由總干渠引水灌溉。可惜，由于工程的投資規模過于龐大，國民政府無力承擔，所以“一首制”方案只是存在于人們的理論探討層面。

　　“一首制”有點遙遠，王文景退而求其次，又提出了“四首制”的方案，計劃將十多條干渠設置在黃河上的簡易土堆引水口合并整理成四個永固石閘引水口，以便很好地解決灌區的防洪防澇問題，減輕河套人民每年撈挖渠口的巨大負擔。1947年，綏遠省政府組織人馬開始修建“四首制”中的第一首——黃楊閘永固石閘，但后來還是因為工程款不濟，只是在黃濟渠與楊家河兩渠口附近開挖了兩個閘基坑后便終止了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