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的干部群眾跟我講，主要是鹽堿化問題。怎么解決這個事呢？群眾有一句話叫‘鹽隨水來，鹽隨水去’。這句話非常有道理，鹽隨水來就是因為大灌、漫灌，灌的水太多了。老百姓想什么，我們就得干什么。”李貴在與基層干部群眾的交談中得知，農民已經認識到鹽堿化的危害，普遍認為疏通排水就是解決河套灌區越來越嚴重的土地鹽堿化最有效的辦法。

　　為了解決灌排問題，河套地區從20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挖排干工程，陸陸續續做了10年。雖說總排干通了，可是那時候挖的標準低、規模小，流水不暢，達不到排水的要求，用不了幾次就淤了，群眾無奈地戲稱總排干為“白干渠”。

　　資料顯示，當時巴彥淖爾的570萬畝耕地，310萬畝有不同程度的鹽堿化，其中有50萬畝因鹽堿化嚴重而棄耕。再以五原縣為例，1949年耕地面積為126.6萬畝，1975年成了104.8萬畝，即在26年中，因鹽堿化嚴重，棄耕地就有22萬畝。

　　河套地區的農業狀況讓李貴十分擔憂。在和蹲點村的社員談話時，他憂心忡忡地說：“大家都是種地的，知道我們巴彥淖爾的土地一天天地鹽堿化。如果這個問題不抓緊解決，按現在這個速度，每年要有16萬畝土地鹽堿化。這樣，再過10年、20年，河套的地就沒法種了。這不是嚇唬人，實際就是這樣。我們不能再拖了。要吃飯，就要挖排干。”李貴開始計劃著在河套灌區打一場治理鹽堿化的“硬仗”。

　　治水是一個系統工程，不但要有魄力、決心和勇氣，還要靜下心來思考，科學謀劃，統籌兼顧。為了讓這場“硬仗”有科學依據，除了親自調查研究，李貴還從內蒙古自治區請來各方面的專家，進一步考察、論證。最后得出結論：制約巴彥淖爾農業發展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河套灌區的土地嚴重鹽堿化，而造成鹽堿化的主要原因就是有灌無排。必須解決灌排問題，降低河套的地下水位，減輕土地鹽堿化。李貴讓水利部門著手進行規劃，并多次向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府，內蒙古自治區水利廳匯報。

　　1974年6月，在內蒙古自治區水利廳的支持下，自治區水利水電勘測設計院提出了《黃河內蒙古灌區近期1000畝，遠景1500萬畝規劃報告》（即“七四規劃”）。

　　“七四規劃”明確了河套灌區近期主要任務是疏通總排干，完善排水工程體系建設。同時，“七四規劃”還明確提出：為滿足灌排要求，田間渠溝擬增加50%左右；在總排干入烏梁素海處建紅圪卜揚水站，在烏梁素海出口處建烏毛計揚水站，排水入黃河。

　　內蒙古自治區各級政府及國家水利、經濟專家，針對“七四規劃”進行了長時間的論證、審查。

　　1975年春天，五原縣景陽林公社民生二隊50畝小麥出土時畝滿苗全，生長旺盛，但由于土地的嚴重鹽堿化，4月下旬的一場小雨竟使80%的麥苗枯死。當時，恰逢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尤太忠書記來巴彥淖爾視察，李貴有意將他帶到了這里。看到了這50畝幾乎全部枯死的小麥，尤書記痛心加憤怒，他不知道這是土地鹽堿化造成的，嚴厲地批評了基層干部的工作。尤書記發完火后，李貴對尤書記說：小麥死苗是由于缺乏排水渠，土地得了‘水臌病’鹽堿化加劇造成的。這是整個巴彥淖爾土地的通病，只有根治鹽堿，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之后，巴彥淖爾土地的鹽堿化得到了內蒙古自治區的進一步重視。當年，內蒙古自治區水利設計院會同原巴彥淖爾盟水利局提出的疏通總排干溝設計方案，經批準，上報內蒙古自治區水利局立項。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