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回：李鯤生詭秘接槍支 劉生愷收網捕大魚

　　李鯤生從滴水溝逃脫，驚魂不定。他與幾個心腹之人一起躲在后山荒無人跡處，龜縮未敢露面，只等精良武器彈藥運到，好實施他的分進合擊計劃。但不知是中途出了什么閃失，原定到貨日期已過，卻不見送貨人露頭。這樣在山中挨了半個月后，連吃喝也成了問題，李鯤生猶如熱鍋上的螞蟻，焦急難耐。這日，李鯤生突然接到臺灣方面發給他的電報，叫他務于當日與運輸槍支的使者接頭，地點就設在烏梁素海壩灣停船碼頭。

　　李鯤生喜不自禁，自語道：“總算盼到這天啦。”但隨后又狐疑道：“那日在滴水溝遇險，事情有些蹊蹺，劉生愷他們怎么會對我們的行蹤那么清楚？一定是誰事先走漏了風聲。”他想到李在，李在的手下潛伏在臨河陜壩的不少，這些人極有可能有意無意間暴露軍情。此外就是那個老不死的崔正仁，老家伙整日招搖過市，自以為高人一等，說話辦事張揚，很可能被共黨的偵察人員看出破綻。

　　李鯤生想到這里，眼珠子一轉，當即決定改變原定的接頭地點，但暫不通知張疤子、李在、田世雄等人，假如行動計劃被偵知，就叫他們幾個按原計劃吸引共軍注意力，自己來個金蟬脫殼。

　　李鯤生立即回電，接頭地點定在陜壩大順城蘆葦中的破草庵。時間：晚上月出時分。暗號：“燒紅柳——吃白面。”

　　收到回電，李鯤生叫六個手下備了馬，一溜煙出了山，專尋沒人煙的亂墳灣、簇芨灘里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像跟了鬼似的瞻前顧后，提心吊膽。一只野兔受了驚，飛一般逃遁，李鯤生下意識地掏出了手槍，再沒敢插回腰間。一群沙雞撲楞楞飛起，一個手下竟嚇得從馬上掉了下來，“媽媽老子”亂叫。李鯤生怒道：“慫包一個！這要真遇著共軍的剿匪部隊，還不嚇死？緊走幾步，天黑前務必趕到！”

　　太陽被西天的山尖尖刺破肚皮的當兒，李鯤生一行趕到大順城。大順城蘆葦蕩方圓十多里相連，平時極少有人進去，驢馬進去三兩日出不來是尋常的事。李鯤生對這里不陌生，剛來后套那會兒，不敢貿然露面，曾在這里潛藏過一陣子，還曾在蘆葦里撿鴨蛋充饑。蘆葦蕩中間有兩三個破草庵，是當年熬咸鹽的人搭建起來作為臨時居所的，也是李鯤生那段時間的安身之所。李鯤生特意選這地方接頭，一來考慮蘆葦蕩茂密幽深，人跡罕至，不易發生意外；二來共軍的剿匪部隊多為騎兵，通常很少在蘆葦中巡邏，馬匹進到蘆葦蕩中辨不清方向，只能如沒頭的蒼蠅亂撞。更主要的是，一旦遇到什么不測，也好借著蘆葦的遮掩溜號脫身。保住性命是一切的前提，沒有十二分的安全把握，決不能草率冒險。李鯤生領人悄無聲息摸到蘆葦中間的空地邊上，探頭窺視良久，斷定不會有什么異常。他帶人小心翼翼走近草庵，卻不見有人出迎，心想：莫非這里有什么問題？他詭秘地四下里瞧瞧，蘆葦隨風搖曳，只聽得草蟲高一聲低一聲的鳴叫，一派靜謐祥和。他想，送貨人倒是乖巧，嚴格遵守著事前的約定，聽不到接頭口令不得露面。但看著蘆葦，聽這草蟲，又好像此前并無人來過。或許，行程耽擱，那幾個飯桶尚未趕到也未可知。想到這里，李鯤生忽然自嘲一笑，覺得自己疑慮太深，縮手縮腳，不是辦大事的氣概。于是陰沉而大聲地叫道：“燒紅柳——”這時，對面一間草庵里果然有人應道：“吃白面！”李鯤生大喜過望，循聲走出破草庵，放膽向對面草庵疾走。這時，只見一個人影從草庵蹭出，嚴嚴實實用黑布蒙著臉面，笑道：“哪位是李司令李鯤生？”李鯤生下意識地應道：“綏西反共救國軍司令李鯤生在此！”但話剛出口，他忽然意識到不對勁兒，既是自己弟兄接頭見面，對方蒙著臉做什么？此時李鯤生已完全暴露在開闊地中間，但前后都有保鏢護衛。本能預感到危險的李鯤生低聲叫保鏢繼續往前走，自己則悄悄蹭向蘆葦密林的邊上。

　　這時，就聽一陣密集的槍響，六個一字排開的保鏢應聲倒地。李鯤生一個蛤蟆跳躍蹦進蘆葦，隱身而逃。早有埋伏的戰士一躍而起，將他撲倒在地，十幾條長槍對準他腦殼。李鯤生沒來得及反抗，便束手就擒。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李鯤生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秘密聯絡電報，那個從美國引進的所謂的高科技密碼，早已被劉生愷請來的密碼破譯專家破譯，他發出的電文，成了剿匪指揮部的行動指南。

　　被扣捕的李鯤生被關押在軍分區一間空房子里，劉生愷命人嚴加看管，等候發落，隨后將情況向地委作了匯報。

　　第十三回：李鯤生受命張慶恩 張慶恩效勞蔣總統

　　李鯤生成為河套地區國民黨殘余勢力的最高統領人物，絕非偶然。他的背后是國民黨綏遠省黨部頭號人物張慶恩。事情原來是這樣：

　　1939年2月，傅作義率部進入河套，綏遠省政府亦從它的流亡地——榆林遷址于五原、陜壩。傅作義以兼任綏遠省黨部主任委員的職責，恢復了始建于1925年、后一度癱瘓的省黨部。1940年3月25日五原大捷后，國民黨中央大肆叫嚷什么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以此限制異黨活動。秋天，指派張慶恩為綏遠省黨部書記長，擴充綏遠省黨部在陜壩的組織機構，倉促組建執行與監督分治的兩套人馬。省黨部直轄的調查統計室，是專為加強地方黨務而設立的特務組織，由張慶恩親兼主任。隨后，在張慶恩的一手策劃下，建立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綏遠支部，由傅作義直接領導。這樣，傅作義在河套黨政軍團一元化領導的權威得到進一步確立，但同時也被牢牢綁在了國民黨反動勢力清除異己迫害共產黨人的戰車上。

　　為了強化調統的特務效能，張慶恩除在軍政部門、機關學校、社會團體中安插調統人員外，還以公開職務，進行秘密偵察。張慶恩派人四處捕人，集中進行管制教育，限制共產黨人在綏西的活動。此間，伊盟中共地下黨員馬大肚子被捕叛變，供出了臨河地下黨組織情況，隨后臨河縣委書記趙子豐亦被捕叛變。叛徒趙子豐將臨河地下黨員名單全部獻給國民黨臨河縣黨部，致使地下黨組織被敵全部破獲。河套特委書記郭北宸亦被供出落入魔掌，寧死不屈，軟硬不吃，最后被殘酷殺害。

　　1945年抗戰勝利后，綏遠省黨部由陜壩遷回歸綏，綏西各縣黨部組織大幅度調整，以發展黨員為要，突擊發展成百上千的“掛名”黨員。張慶恩想借此繼續維持他在河套的特務統治。與此同時，張慶恩得到時任華北剿總歸綏司令的董其武默許。

　　正當張慶恩的特務活動日益猖獗時，北京和平起義爆發了。傅作義將軍和平交出北平后，引起了綏遠省黨部的不安，為了控制河套的軍隊，國民黨派國防部長等要人兩次飛抵陜壩，約見綏西軍政首腦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等人，或以高官厚祿相誘惑，或以殺頭扣捕相威脅，企圖阻止綏遠和平起義。張慶恩則以華北剿總第九兵團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作掩護，在歸綏、包頭、綏西等地進行特務活動，以阻撓破壞“綏遠方式”的實施。他策劃在包頭成立了“行政院內政部調查局綏遠辦事處”，自任主任，坐鎮指揮破壞活動。

　　1948年7月，國民黨敗局已定，中統局為退守臺灣作善后安排，將原有下屬機構合并為五個辦事處，其綏遠辦事處副主任李鯤生自此在綏西潛伏下來，按照張慶恩指令直接控制指揮河套一帶特務組織和反動力量。

　　1949年8月下旬，傅作義將軍受中共中央委托來綏，協助董其武實施起義。張慶恩見局勢日趨明朗，便發動以綏遠省黨部牽頭的請愿運動，黨政軍民各界有不少人參加了此運動，并聯名向傅、董施加壓力。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