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親去世已經44年了。我現在也是一個滿頭白發一臉滄桑的78歲老翁了。在我一個人獨處或夜深人靜的時候，有充足的時間回想父親的點點滴滴。人只有自己經歷了人生道路的曲折坎坷、生活的酸甜苦辣、社會的紛繁復雜，才能真正體會到當年父母對兒女的一番良苦用心。

　　父母親生我的時候都已經40多歲了，當屬老來得子。父母親十分疼愛我，在村子里的同齡孩子中，我是最早上學的一個；我上小學的時候就穿上了掛面子綿羊皮襖，這在那個年代是不多見的；在我十幾年的讀書生涯中，從來沒有因為按時交不起學費、伙食費感到難堪。記得有一年開學，家里實在太緊困了，母親從箱子里拿出一面盤一樣大的銅鏡，表面非常光滑，背面有個很小的支架，這是母親成家時的陪嫁品。母親交給二姐，讓拿到陜壩一家古董店賣了，為我和弟弟籌集到了學費。我自幼身體瘦弱，不肯吃飯，母親總是想方設法做我愛吃的飯菜。在我的記憶里，父親從來沒有厲聲呵責過我，但對我的要求卻是十分嚴厲近乎苛刻。父親決定讓我去做的事情，即便我很不想去做也是不會改變的，他會給我講道理、教辦法，但做好做賴必須去做，不會有讓步和妥協的時候。父親常說：“對孩子，要想盡辦法讓他們吃飽穿暖，但不能信馬由韁慣著。尤其是男孩子，是屬騾子的，小時候慣下的毛病，到大是很難調教的。力氣是壓出來的，膽子是嚇出來的，本事是逼出來的。”

　　二

　　記得我7歲那年冬天的一個早晨，父親說：“咱們家的磨笨了，今天你跟我去白石匠家，請你白家大爹來砍砍磨。”實際上，我家與白家并非親戚，叫“白家大爹”是民勤人之間一種習慣的尊稱。吃過早飯，我跟著父親順著公益渠一路北行，過了渠東王在云村幾戶人家，再向北過了一個木橋，緊靠渠西陂有一獨戶人家就是白石匠家，離我家大概有七八里路。回來的路上，父親問我：“你記住路了嗎？”我說：“記住了，挺好找的。”父親又說：“明年請白石匠就是你的事了。”我并沒有在意，心想這是明年的事情早著呢。 第二年冬天的一個早上，我已經放了寒假，父親拿著鞭子準備出門去生產隊磙地，又折回來對我說：“你今天去請請你白家大爹，過來給咱們家砍砍磨。”我把父親去年說的話早忘得一干二凈，沒想到他還記得，而且今天就讓我兌現。我呆呆地站在屋子中間，一句話也不說。父親問：“你不是說你記得路嗎？”我說：“路我記得，我不敢去，怕狗咬。”父親聽說我不敢去的原因是怕狗咬，就又坐在炕沿上說：“男娃子膽子要大一些，咱們家附近沒有野狗，沒有瘋狗，都是家狗。家狗是最有靈性最有記性的牲畜，它的本性就是給人看家護院。它咬兇人，不咬善人；咬大人，不咬娃娃；咬手拿棍杖的人，不咬空手赤拳的人。狗向你叫，你不要喊罵它，你喊罵得越厲害，它叫得越厲害；它追著你叫，你站著不要動，它就不追你了，因為它知道你不會打它；如果你蹲下，它還會往后退，怕你從地下拾起東西打它。如果你再給它喂一些吃的東西，它一聲也不叫了。記住老古人說過的話：‘蛇咬三生冤，狗咬對頭人’。”父親說完，拿著鞭子走了。父親交代的事情我是不敢違背的，母親也鼓勵著我：“膽子大一些，家狗不會下口咬人。”我提心吊膽地上了路。人常說：“該來的事總要來，往往是你越怕什么偏偏來什么。”我剛走到王在云村附近，一只大黑狗從房頂上跳下，狂叫著向我跑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兒，頭發也豎立了起來。我冷靜了一下，記著父親的囑咐，一動不動地站著。大黑狗果然在離我十幾米的地方也停了下來，兩只前爪趴在地上一個勁兒地刨土，叫聲仍然不斷。我緩緩蹲下，大黑狗真的眼睛盯著我向后退了幾步。我心里已經不再緊張了，從褲兜里掏出來時裝的鍋巴扔了過去。大黑狗小心翼翼走到跟前，嗅了嗅，吃了起來。我把褲兜里的鍋巴全部扔了過去，大黑狗幾口就吃得干干凈凈。我還把褲兜翻過來讓大黑狗看了看，因為我喂自家狗的時候，也常常會做出這樣的動作，表示一點兒吃的也沒有了。大黑狗伸出舌頭舔了舔嘴巴，一聲也不叫了。我繼續向北走了，大黑狗一直看著我走了很遠才跑了回去。晚飯時父親問我：“見到你白家大爹了嗎？”我說：“見到了，我剛去的時候他不在家，到鄰居家砍石磙子去了。我又找在鄰居家見到他，說我爹讓我來請你，給我家砍砍磨。他說明天一大早就可以過來。”父親又問：“狗咬著你了嗎？”我說：“沒有，我拿鍋巴喂了它，回來的路上它看見我還給我搖了尾巴呢。”父親對母親輕輕說了一句話：“這個娃子敢在生人面前說話了，也不怕狗了，以后能打發出去了。”我聽了心里樂滋滋的，挺有成就感的。

　　三

　　上個世紀50年代初，小學二年級就有了寫毛筆字的課程。用白麻紙自己訂一個大本子，下面襯上學校統一買的仿影子，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描紅，老師會在寫得好的字旁用紅筆畫一個大圈。快過年了，父親從陜壩買回寫對聯的紅紙，對我說：“你已經二年級了，也開始寫大仿了，今年的對聯就你寫。”我有些驚愕，也感到怵頭。我知道自己剛剛學毛筆字，筆也拿不穩，認識的字也不多，確實是寫不了。我說：“我寫不了，怕寫錯了別人笑話。”父親說：“頭回生，二回熟，寫錯了重寫；娃娃不怕人笑話，怕笑話的娃娃長不大。”我說：“我不知道在對聯上寫些什么。”父親說：“讓你前院二哥教一教你，他寫什么你就寫什么。”前院二哥已經是初中生了，往年的對聯都是他寫的。我去二哥家說：“我爹硬逼著我今年寫對聯，二哥你教教我吧。”二哥說：“這事好辦。”他在炕上擺了方桌，拿來紙筆硯墨，當場教我怎么研墨，怎么裁紙，怎么疊格，還給我抄了十幾副對聯的句子，讓我反復念了幾遍，又用筆注明哪些適合大門，哪些適合窗子，哪些適合涼房。他還給我送了一支狼毫中楷毛筆。現場指導立竿見影，我一下子長了許多知識，來了精神，現學現賣，回到家里立即動手寫對聯。整整折騰了一個下午再加半個晚上，才把對聯寫完。雖然手上、臉上、桌子上、衣服上都染上了墨汁，可我心里卻很興奮，這是我一生中用毛筆書寫的起點。過年了，有很多親戚鄰居來，父親總是指著門窗上的對聯說：“這是我大兒子寫的。”父親沒有念過一天書，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凡遇到涉及文字算賬的事情都得求人幫忙。正因為如此，父親對能寫會算的人有一種特殊的崇拜心理。生產隊有一位過去大戶人家的子弟，在北京念過書，父親見到他總是稱“三先生”。父親多次給我說過：“我求三先生寫過信、算過賬，是一個知書知禮的人。”

　　第二年，不用父親催促，臘月二十三那天，我就寫好了對聯。上初中之后，臨近過年，生產隊俱樂部把大火爐子燒旺，擺上桌子，調好墨汁，幾乎全隊人家的對聯都拿來讓我寫，我也樂此不疲。如今每到春節，大街小巷全在賣印好的讓人眼花繚亂的各種對聯，人們隨手買幾副一貼，省事兒多了。我卻不然，還是70年不變的老習慣，自己動手寫對聯，送給孩子們和幾戶親戚。寫對聯好像已經成為我過春節不可或缺的一項內容。現在我才深深體會到，對一個孩子來說，在他成長的道路上，一點小小的進步或成績，都會成為他記憶里不可磨滅的閃光點，甚至會影響到他的一生。

　　四

　　我讀初中一、二年級的寒暑假和星期日，是伴隨著父親在生產隊里勞動度過的。他干什么就教我干什么，挖渠打堰、平地撒糞、澆水施肥、割麥收秋、打麥揚場、磙地耙地……這些農活兒我都干過。

　　一些農活兒的關鍵環節，父親會手把手反復教我幾遍。比如犁地，教我如何挽犁上的繩具，如何才能把牲畜順順當當套在犁上，如何調整偷懶牲畜拉繩的長短；教我窄地怎么犁獨幅，寬地怎么犁合窖。直到我能穩穩地扶住犁把，從容地提犁下犁，犁幅寬窄均勻，才算過關。再比如趕車拉土，教我如何扶轅套車，如何調整車上的各種繩具，如何防止轅輕或轅重。僅一個二餅子牛車的兩個車轱轆，就有許多名堂。父親教我哪里是車帽子，哪里是車大輞、車二輞，哪里是車鉤心、車鍵條。小時候記住的事情是不容易忘記的。我敢說，現在能夠完整準確叫出二餅子牛車各個部位名稱的人實在是不多了，但我是其中之一。在如今機械化耕作的年代，這和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一樣，沒什么用了。這只不過是自己一點小小的心理安慰和滿足。

　　五

　　有一天，父親和村里一位大叔在生產隊犁麥茬地。半晌午了，他們停了犁坐在地堰上休息，我在不遠的地方看書。那位大叔問父親：“王老哥，我發現你出來生產隊干營生，總是領著這個小子，給他教這教那，你是不是不想讓他念書了，想讓他回來隊里勞動？這也好，你歲數也大了，回來勞動能給你減輕負擔，最起碼他能把自己的口糧款掙回來。”父親說：“老弟，我給你說心里話吧，書還是要供他念的，他能念到什么地方我就供他到什么地方。只是這個小子從小身體單薄瘦弱，碎毛病多，我把他領出來，一來讓他鍛煉身體，二來讓他學學農活兒，也讓他知道勞動的艱難。萬一書念不成，又把苦也丟了，農田地里的營生又不會做，我怕他將來養不好家呀。我歲數也大了，總不能陪他一輩子，過日子就是熬日子，他這也不會干，那也不會干，總不能事事求人吧，求人的口是最難開的。我大字不識一個，就會種個地，趁我還能行動，我把我種地的這點能耐教給他，也算是拉扯他一把。地是莊稼人的命根子，地是刮金板，只要舍得苦，只要會農活兒，只要不離開土地，他就有飯吃有衣穿。”

　　兩位老人的對話我聽得真真切切。我的心里頓時敞亮起來，好像一下子長大了，懂事了。原來父親總逼我做這做那，他是怕我將來過不好日子，養不好家，自己受難為。父親是在給我教生存、生活的辦法，給我披一件護身的符甲。我緊握了一下拳頭，心里默默地想，要努力念書，也要吃得下種地的苦，不能辜負年邁父親的這番苦心。現在回想起來，小時候父親逼我學到的一些本領，給我后來的工作、生活帶來了許多實惠，許多方便，許多榮光。這種別樣的父愛，才是人間最真誠最久遠最細致的大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