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又叫“邊墻”，長城的修筑原本是為了軍事防御，但長城兩邊的故事卻明明告訴我們，長城以北的匈奴民族往往越過長城主動與中原王朝和好，而漢王朝也將河套平原生產的糧食運送到長城外戈壁，與匈奴人民共享河套農田水利開發的物質成果。呼韓邪單于與王昭君和親的歷史佳話，一直以來也是民族團結友好相處的象征。

朔方設郡地肥饒

　　經過70多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生產逐漸恢復，國力逐步增強，到漢武帝時開始發動以擴張地盤、消除邊患為目的的戰爭。包括今河套地區在內的西北邊疆，成為戰爭的要沖。漢軍經過河南之戰、河西之戰、漠北之戰三大戰役，將匈奴擊潰，為在河套地區開始更大規模的農業開發和興修水利事業創造了條件。

　　漢武帝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大將衛青收復河南地后，在河南地五原郡以西地區增設朔方郡，將今巴彥淖爾市陰山以南和鄂爾多斯地區納入治所，派人修筑城池，駐兵其中。在這種情形之下，用于駐防邊疆的費用大幅度增加，“興十余萬人筑衛朔方，費數十百巨萬”。據此，朝臣主父偃提出增設朔方郡并擴大邊地屯田的建議。其理由：一是朔方地肥饒，可以開墾；二是節省轉運費用；三是因河設防，“為廣中國攘外之本”。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力排眾議，采納了主父偃的建議，從內地征調軍民入套。這些軍民一面負責邊防，一面開墾土地種植糧食以解決糧食自給問題。至此，曾輔佐漢文帝、漢景帝被稱為“智囊”的一代名臣晁錯提出的“屯墾實邊”之策，得以大規模實施，河套地區“生谷之地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的狀況從此大為改觀。

　　西漢元朔五年，西漢王朝“徙關東貧民”至“河南新秦中以實之”。此“河南”即黃河“北河”以南，“新秦中”相對“秦中”而言，就是現在的河套。元狩三年，又因山東遭受水災徙七十萬口至關西、朔方、新秦中。經過上述幾次移民，從內地遷到河套的軍民大幅度增加，河套一帶墾殖事業漸漸興盛起來。

　　西漢元狩二年以后，漢王朝在河西之地建立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將版圖和農業開發區進一步擴大。河西的農業開發和河南地農業區連成一片，構成一條漢王朝西北邊防的農業生產線。在匈奴遠遁的情況下，漠南之地為漢所有。為保障邊疆地區長治久安，漢王朝在秦長城基礎上，修建和加固了陰山一線長城，又在陰山以北百里外的戈壁灘修筑長城，以為邊墻。這樣就為河西河南的農墾水利事業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安定的環境。漢王朝又于元鼎六年，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開田舍，斥戍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天漢元年，又遣發犯人在五原一帶屯田。隨著屯田規模的不斷擴大，軍民聚集越來越多，漢王朝又在漢內長城以北更遠地方加修了外線長城，常年派兵駐守，也擴大了屯田范圍。這樣陰山及陰山以北的三道防線疊加，使得北部邊防更加鞏固，確保了北假以及河套地區的農牧業生產不受戰爭硝煙的干擾。

　　漢武帝所設朔方郡，領縣十，除修都、呼遒二縣無考外，其余八縣均在河套之內，分別是三封、臨戎、沃野、窳渾、臨河、廣牧、朔方、渠搜。其中臨戎縣是最初的朔方郡府所在地，三封縣是遷徙后的郡府所在地，兩縣都在今巴彥淖爾市磴口縣境內。而朔方縣則在馬陰山（今烏拉山西山咀）東黃河以南。此時所置臨河縣是今臨河區設縣之始，按《水經注》所記，“河水東經高闕南又東經臨河縣故城北”，恰好就是現在的臨河區所在地，存續176年后，于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因發生“盧芳之亂”而廢止，而在民國年間再次恢復建置。

單于留居光祿塞

　　坐落在烏拉特前旗小佘太境內的古城光祿塞城，是西漢時期邊將徐自為督造，因此人時任漢王朝光祿勛，故將所筑城堡命名為“光祿塞”，而光祿塞城是修筑光祿塞列城及相關城墻的中心營地。徐自為因長期在北部邊疆為將，武帝元狩年間（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7年），曾以校尉之職隨從驃騎將軍霍去病長途奔襲匈奴，因戰功賜爵大庶長，之后便被委派到陰山一線戍守邊疆。他對陰山河套一帶地理形勢了如指掌，經他籌劃所建城堡都是地處險要，“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廬胸御匈奴”。而光祿塞城這個地方，早在戰國時期就是趙武靈王修筑趙長城時的大本營。公元前226年，公子扶蘇、大將蒙恬在北假地區一邊修筑長城，一邊屯田，戍守邊防，也將這里作為坐鎮指揮的管理中樞。漢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為接應漠北匈奴奴隸主貴族的歸附，漢武帝令將軍公孫敖在此修筑受降城。漢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漢王朝令光祿勛徐自為修筑邊城，徐自為很看重這里的軍事要沖位置和以往的基礎，他在受降城的舊址上擴大建筑規模，按照當時匈漢作戰的特點與需要，建成規模宏大扼守陰山隘口的光祿塞城。

　　漢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而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朝對呼韓邪單于的歸附表示真誠歡迎，“寵際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賞賜單于車馬刀槍金銀綢緞等貴重物品數以萬計。呼韓邪單于感恩戴德，自請愿留居光祿塞下，保衛漢受降城一線邊疆。

　　漢朝則派長樂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率領騎兵一萬余眾，護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助誅不服”，又“轉邊谷米糒，前后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漢元帝竟寧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愿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漢元帝將此事交給大臣們討論，多數人認為這樣很好。唯有郎中侯應認為有問題，提議不可答應呼韓邪“罷邊備塞吏卒”的請求。侯應對漢元帝說：“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并一口氣講了十條“不可”的理由。漢元帝聽了侯應的建議，躊躇再三，最終采取了折中的辦法，朝廷一方面繼續加強邊防的戍守，人力物力不減，另一方面也答應呼韓邪單于的請求，讓他留居光祿塞城，作為漢王朝的屏障。在此期間，呼韓邪單于上書朝廷告急，朝廷又從云中、五原兩郡調撥米糧二萬斛給他，作為救災的補給。呼韓邪單于在漢朝扶持下，建立了穩固的統治，終于回到漠北的單于庭。與他對立的匈奴郅支單于則率部眾退至中亞康居。公元前36年，為了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響，甘延壽、陳湯遠征康居的匈奴，擊殺郅支單于。

　　據載，王昭君曾在光祿塞城居住8年。相傳王昭君與呼韓邪單于留居光祿塞城時，光祿塞一帶風調雨順，牧草豐饒，牛羊肥壯，人民安寧。這一時期，在呼韓邪單于和漢王朝的共同努力下，河套地區社會安定，人口增加，生產得到恢復，出現了歷史上難得的和平安定局面。“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公元前25年，昭君出塞，到達大漠草原的大汗廷（烏蘭巴托附近），關于王昭君與呼韓邪單于的故事一直流傳至今。呼韓邪死后，其后裔遵從他的遺囑，與漢朝保持友好關系。昭君出塞密切了漢匈關系，使漢匈和好安定達六七十年。